当前我国经济正迎来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关键一跃，“十五五” 对于“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战略目标的表述可谓恰逢其时。然而纵观全球发展经验，欧美模式具有不同的储蓄文化、家庭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相较之下，与我们文化同源、发展路径相似的亚洲经济体，更值得深入探究。故此，与其远眺欧美寻找“灵丹妙药”，不如近观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实践经验。
聚焦于亚洲各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一个深刻现象：消费发展速度未必与经济水平相适配。正是基于这一“同源异流”的发现，我们可将亚洲经济体按照人均GDP与消费率水平归纳为四种典型范式，以期为中国“十五五”规划期消费升级之路提供更具启示意义的发展密码：
（1） 乐于消费型（对应人均GDP偏高、消费率偏高的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消费市场高度发达，消费结构优化，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2） 慎于消费型（对应人均GDP偏高、但消费率偏低的地区，如新加坡、韩国）：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下，居民更倾向于财富积累，消费表现理性克制；
（3） 怯于消费型（对应人均GDP偏低、消费率同样偏低的地区，如中国大陆）：现阶段发展水平与消费率还存在提升空间（传统经济增长引擎并非在于消费），未来或通过一系列举措激发消费潜力、迈向消费升级的新阶段；
（4） 敢于消费型（对应人均GDP偏低、而消费率偏高的地区，如泰国、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居民消费倾向强烈，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大主力。
基于此，可以对亚洲各经济体的消费发展路径进行系统考察，深入剖析其成功模式的精髓与不足之处的症结。通过这种双向镜鉴，为我国“十五五”时期精准施策、有效提振消费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本土化路径。
乐于消费型：截然不同的“解题步骤”同是消费“优等生”，中国香港与日本的“解题思路”大相径庭。若继续沿用报告《提高消费率：愿景路径各几何？》中“消费率=（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居民收入/GDP）=消费意愿×消费能力”的分解框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香港与日本均具备人均GDP较高且消费率领先的共性，但聚焦其消费率的主要拉动因素，可以发现它们的“促消费”路径截然不同——中国香港凭借不断增厚居民的收入、为消费“扩容”；而日本则是保持居民消费能力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致力于通过意愿唤醒为消费“赋能”。
中国香港：更靠“消费能力”
为何亚洲区域内中国香港居民“消费能力”名列前茅？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香港绝佳的低税环境，二是政府对居民收入的保障，三是居民自身卓越的资产积累能力。具体来看：
首先，中国香港的低税制环境对其消费繁荣功不可没。其税制设计极具竞争力：不设增值税、商品及服务税等流转税种，个人所得税则采用15%的标准税率或2%-17%的五级累进税率，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明显低位。
有趣的是，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压力、更大程度改善民生，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将本已偏低的个税税率进一步下调1个百分点。从结果来看，该政策颇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使2008年香港居民消费率进一步加速上升。
其次，香港消费活力的另一大支柱在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厚”。与同属“乐于消费型”的日本相比，中国香港的实际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为消费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一优势离不开特区政府的政策呵护。比如2011年中国香港实施最低工资立法，将时薪标准设定在亚洲偏高水平，这一制度性变革“立竿见影”——居民消费率随即迈上新台阶、增长曲线明显陡峭，彰显了收入保障政策对消费提振的杠杆效应。
第三，中国香港居民的财富积累不仅体现在本地收入，更彰显于其卓越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数据显示，中国香港来自境外要素的收入净额持续攀升，其中证券投资收益表现尤为亮眼，成为推动香港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动力。
日本：更靠“消费意愿”
日本的服务业发展堪称亚洲典范。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占比双双领跑，犹如为消费市场装上强劲的“双引擎”。这种深度发展的服务经济生态，成为激发居民“消费意愿”的活水源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服务业的发展展现出了“与时偕行”的智慧。比如面对银发浪潮，日本在养老服务领域精耕细作——从“国民皆保险”的早期布局，到把养老责任下放到社区，再到“介护保险制度”的精准施策等，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织就了一张覆盖全民、贯穿生命全周期的养老服务安全网。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日本发达的医疗体系。日本医护人员的高配置水平，构筑了“老有颐养、病有良医”的社会生态，有效消解了民众的后顾之忧，让消费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形成了服务供给与消费升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慎于消费型：为何“有钱却不花”？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外向驱动，内需退位”。新加坡以其高度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体系，随着全球化指数持续攀升，居民消费率却从高位逐步回落至当前的40%以下。当外循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内需消费则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新加坡呈现出“内消外长”的显著特征。从更广阔的亚洲视野观察，这一规律同样水落石出：全球化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其对内部居民消费率的依赖程度往往越低。
剖析新加坡消费生态，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有钱却不花”。通过对新加坡居民消费率的拆解，可以发现拖累新加坡整体消费率的因素在于居民消费意愿较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新加坡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处于下行通道之中。
为何新加坡居民“有钱却不花”？一方面，新加坡居民面临高成本生活压力。受进口成本、高房价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新加坡生活成本指数位居亚洲地区首位。尤其是空间及自然资源稀缺的“地理劣势”下，新加坡组屋转售价格指数持续攀升，迫使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应对住房等刚性支出，从而挤压了日常消费空间。
另一方面，新加坡人结构与制度设计形成了双重约束。新加坡人口年龄中位数已显著超越亚洲整体水平，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央公积金制度要求雇员将工资的一部分强制纳入公积金账户（55岁以下员工最高可达20%），且近年来公积金强制缴纳的最高工资基数被持续上调，这意味着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受到显著压缩。换句话说，新加坡的养老体系正面临严峻考验。近期“新加坡91岁老人每天工作12小时”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折射出的是这个高收入国家养老保障的结构性困境。尽管新加坡政府也推出部分扶持政策，但仍存在低学历老人很少参与培训、超过70岁长者因突破再就业年龄上限而只能从事缺乏保障的零工等现实问题。
面对老龄化压力与公积金制度的双重作用，新加坡居民也自然形成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倾向。2024年数据显示仍有很多新加坡人为退休制定财务规划，这种“未雨绸缪”的财务安排，虽然为未来的医疗、养老需求提供了保障，却在客观上抑制了当期的消费动能，使得这个高收入经济体呈现出独特的“低消费”特征。
敢于消费型：追求“稳稳的幸福”在亚洲消费版图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展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其居民消费活力却持续充沛。解开这一现象的“金钥匙”，正隐藏在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机制之中：
这部分地区的生活成本指数普遍处于样本地区的末端，低廉的生活开支为居民释放了更多消费空间。同时，它们普遍保持着较低的基尼系数，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让消费动能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释放。活力消费型经济体展现出一个鲜明特征：其消费活力的源泉更多来自社会内生动力，而非外部政策干预。它们普遍更具备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老龄人口占比显著偏低），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其实并不高（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和每千人医生数等指标均处亚洲中下游水平），但即便在无政策“加持”的背景下，居民消费活力依旧。
这种“轻政策、重机制”的发展模式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当社会具备合理的生活成本、均衡的收入分配和恰当的人口结构时，居民消费活力便会自然释放。这些经济体通过构建良好的社会运行基础，实现了消费市场的自我激活，而非依赖大规模政策刺激来强行拉动消费。这种自下而上的消费驱动模式，或许正是这些经济体能够以有限的政策投入获得充沛消费活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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